明朝理学家——李渭

李渭（—），字湜（读作:shí）之，号同野，思南城内人。深受蒋信、湛若水、耿楚恫兄弟及罗汝芳等心学家的影响，继承了阳明心学并有所突破，与孙应鳌、马廷锡同为贵州阳明后学三大传人，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是贵州明朝时期屈指可数的著名理学家之一。

生平简介

为官

李渭从小得严父朝夕训导，读书勤奋，嘉靖十三年(公元年)乡试中举，先后担任四川华阳县(今为成都)知县，安徽和州（今安徽和县）知州、广东高州府（今广东茂名市）同知、广东韶州（今广东韶关市）知府，擢升广东副史，迁任云南左参政。

讲学

晚年卸职还乡后，李渭在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普济亭(后名观音阁、中和书院)、小崖门点易洞、为仁堂等处讲学传道。并在中和山留有"中和"等摩崖墨迹。其时门徒众多，学生云集。先后有江西的赖家谟、徐云从，本地的冉宗孔、胡学礼、田唯安等人师从学习。他们承续李渭的思想，在各地传播，影响一代人文精神。李渭的儿子李廷谦，也于万历十三年中举，担任贵州贞丰教谕、国子监助教等职，弘扬父亲的学说。

“躬行”

李渭在阳明心学中独树一帜，对贵州王学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他认为人人学习努力后“必为圣人”的人格观,追求“中和”的宇宙观，倡导“为仁”的政治观,着力“躬行”的治学观，最终形成了“以仁为本，以行为先”的心学体系，成为一代理学大师。

赞誉

明神宗万历十六年(公元年)，李渭逝世，葬于思南府城河东万胜山麓。万历十七年，思南地方官民为其请建专祠。

明朝神宗皇帝赐联曰：“南国躬行君子，中朝理学名臣”。

万历二十七年，郭子璋担任贵州巡抚，将李渭列入《黔记》的理学传中，并另作《参政李渭传》。思南后人将其讲学的中和山普济亭命名中和书院。

（▲李渭昔日讲学的地方，今思南中和山华严寺）

著作

李渭一生着述颇多，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中就收录了他的《先行录》，其他的则多已失传，在理学方面的着述有《毋意篇》，含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易问》，还有《简寄》《杂着》《家乘》《大儒治规》等。

李渭还是一位重要的乌江诗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《思南府续志卷之十〈艺文门〉》保存下来的李渭之文有《思南府学射圃记》《修思南府学碑记》《修观音阁碑记》《务川县迁学记》《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》等，而诗有《圣岭春耕》《中和山》《白泉渔乐》《桐崖鸣凤》《三台丛桂》《真源洞月》《德江晚渡》《嵇公泉》等篇。

李渭的理学思想

一是认为人“必为圣人”的人格观。

　人格，指的是人的存在价值、尊严，人的道德品质,自我意志和内在性格等。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是“君子”，儒家、道家等均已认同，而儒家在此基础上，又以“圣人”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格化身，圣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象征和道德的典范。

“为圣之志,然后可与共学。”圣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，通过道德修养的砺练，修养成圣，而不是靠宗教信仰来成就和实现崇高的圣人人格。王阳明把成圣的范围扩大到一般民众，“人皆可为尧舜”，认为只要“致良知”，愚夫愚妇也可做得圣人，把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。

李渭正是立志成圣的实践者。他不仅好学不倦，而且时时事事以圣人为人生目标，因此，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“毋意轩”，随时随地以“圣人”来要求自己。

在求道治学的过程中，李渭曾将“必为圣人”四字刻于居所，用以自警自励。在仕途上，李渭严于律己，不接受贿赂，处处为百姓着想。

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发生在他廉州任职期间。有一天他梦见三条大蛇缠绕身体，自己挥舞大杖才将其赶开，恰好第二天就有属下官员贿送珍珠金银等物，他自嘲道，昨晚的三蛇梦破解了。他坚决予以拒绝，并说：“金珠非宝，固吾人蛇蝎哉。”

李渭作韶州知府时，韶州战火刚息，敌警仍存，李渭坚持以“不欲”二字倡率同僚，谆谆告诫他的下属：“夫子告康子不欲，不欲二字。千古弭盗张本，倘多欲，则身为沟壑。竭民膏脂不足以填，百姓安得不盗？弭山中盗易，弭心中盗难。敢忘自责！”僚属屏息静听，惶悚异常。正是因为李渭对自己和下属的严格要求，韶州得以平息战争的创伤。

二是追求“中和”的宇宙观。

　在思南县城西面中和山石径旁的一方巨石上，有一处“中和”摩崖至今犹存。这是李渭当时在思南府城西山上讲学传道期间所书，后人据此将此山名为“中和山”，将其讲学的普济亭名为“中和书院”，而李渭留下的“中和”墨迹，可以视为其精思熟虑后的思想总结，书面表达了他追求“中和”的宇宙观。他这种追求“中和”的宇宙观，以及其他的理学思想，基本上均可到儒家的经典“四书五经”中找到源头，这也可以证明李渭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。对于中和，《中庸》作如下阐释：“子程子曰，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；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”《中庸》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《中庸》是儒家的一篇哲学论文，它认为最完美，最高的道德是“中庸之道”。在方法论上，反对“过”与“不及”；在宇宙观上，主张“天人合一”。天地安其位，万物繁衍生育生生不息的“中和”，成了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李渭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一思想。

三是倡导“为仁”的政治观。

　李渭在政治上倡导“为仁”。在云南任参政时，李渭曾组织修筑水利工程，引松溪之水灌溉良田万余亩。一次，普宁、安宁二卫城发生大瘟疫，身为参政的李渭，除了积极请医为患者治病外，还为死者募捐棺材，卫所内外军民都以此称先生（指李渭）“仁慈”。

讲学思南期间，他曾将城北的一处学馆命名为“为仁堂”,后人遂称此处为“为仁书院”。

清朝吴瑞征《为仁书院记》：“为仁书院，前明李大参讲学处也。”“天地万物，一仁之贯，相与维系于无穷也。人而仁，则天理周流，穷达常变。”还说“人之不可一日无仁，仁之不可一日不为，凡读书者，类能言之，而行或不逮。”高度评价了李渭的“知行合一”。

姚夔《李同野先生讲堂》：“高天依旧来云影，尺地于今结梵宫。剩有为仁双墨迹，德垂遗训两言中。”姚夔诗中所说的两言，就是“为仁”二字。李渭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着儒家的“仁”，从他为官的清正廉洁，将金银珠宝视为蛇蝎,要求官员，下属“弥心中之盗”，都可以看出“为仁”的行动准则。

对于理想的“为仁”图景，李渭作了如下描述：“是日阳和清穆，云行鸟飞，天地生生，大德洪畅。两间在日：此即仁，何以加诸？”这与孔子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理想国何其神似。

在他所撰的《修思南府学碑记》中，对文与道的关系，他是如此认识的。他认为孔子之仁，即树木的根本；而文词只是枝叶。重道而轻文，以“仁”为本，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。

四是着力“躬行”的治学观。

　明武宗正德三年（），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，首次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。所谓“知行合一”，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。“知”，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。“行”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。因此，知行关系，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，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。王阳明说：“知行原是两个字，说一个工夫”。从道德教育上看，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“知而不行”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，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，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，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。二者互为表里，不可分离。知必然要表现为行，不行不能算真知。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，如果不去行动，不能算是真知。

王阳明认为：良知，无不行，而自觉的行，也就是知。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。以知为行，知决定行。王阳明说：“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。

“知行合一”给李渭的启示是，所有的成功都来自行动，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你自己。

李渭反对知而不行,对心学陷入空谈的时弊忧心忡忡。他认为应当先行其言，行在知与言之先。这里的“行”，主要指道德伦理的躬行实践，体现了他独特的治学方法。

参考资料

1.汪育江：《思南与乌江文化》之《明代理学家李渭》。

2.道光《思南府续志》（点校本），思南县志办年4月。

3.田永红《思南文化辞典》。

4.“李渭”百科、百度百科。

5.图片：任志平提供。

总策划：王芳

审核：赵昌余

编辑:王永美